大国企“病”在不透明
2011/2/24
2011/2/24
国有企业的弊端，往往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从资源垄断，到投资和服务效率的低下，再到市场的封闭性，都成为指责和苛求的对象。近日，国企的利润上缴多少问题，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事情的起因，来源于财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。这组数据显示，2010年，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.987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37.9%。而在这近2万亿元的利润中，只有5%用来上缴红利。货币紧缩已行至下半程。
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，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。
还有舆论质疑，国企赚了那么多钱，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为什么全体国民没有享受到这些国企的利润成果？
对于这些问题和疑问，2月22日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做出了公开回应。除了解释数据方面统计口径有不同之外，还详细列出了剩下的国企利润用在何处。比如主要用于企业重组、产业结构调整、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、技术创新、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等。
客观来看，对于国企要不要分红，分多少的问题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。在早期，因为实行收支两条线，国企利润需要全部上缴，开支也由国家统一下拨，所以那时也就不存在分红的问题。
对于国企分红的讨论，在我国也就近几年的事情。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，国有企业是不用上缴利润的。国企分红的讨论，始于2005年10月17日世界银行《国有企业分红：分多少？分给谁？》的研究报告，直至2007年12月，财政部正式发布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，国企才结束只缴税收、不缴红利的历史。
但正是从这时开始，国企应上缴红利多少的争论也日益激烈。《办法》公布上缴比例之后，即引来很多争议，包括5%的上缴比例是否太低；10%、5%的比例规定是否有些“一刀切”，而没有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；国企红利到底应该怎么使用等。
对于这些问题，国资委能首度站出来释疑解惑，不可否认是一种进步。但舆论和公众执着于红利应该上缴多少，比例是不是过低等问题，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，也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国企的良性转型和长远改革。邵宁副主任的回应，也远远没有满足公众对国企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。
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行经验来看，各国国企分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。有不上缴的，也有上缴10%左右的，还有上缴40%~50%的，更有上缴80%~90%的。各国不同的分红政策，取决于各国对国企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模式，也取决于所处的发展阶段，是一个国家各种体制（如政治、财政、金融等）作用下的共同结果。
尽管各国对国企分红有不同政策措施，但无一例外地考虑了盈利状况、财务状况、未来投资计划及风险等企业经营因素，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，即一方面要满足股权资本投资者的报酬率要求，同时要保障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。
就我国而言，5%~10%的红利上缴比例并不高，但考虑到历史阶段和制度背景，这样的比例也是可理解的。首先国企此前本身担负不少社会包袱，它们需要履行不少社会责任；其次，它们进入市场竞争和自负盈亏的历史并不长，需要一个转型和适应的过程；第三，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，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再生产，不只是国企，其他企业也一样，在红利分配上，需要更多考虑可持续和长远发展问题。
当然，以上理由，并不是为国企少缴利润寻找借口，在我们看来，结合国企的长远发展和改革目标，目前比国企上缴红利比例更重要的是，国企的信息公开和财务透明的问题。
目前，无论是对国企高福利和国企高管年薪多少的争论，还是国企利润使用方向的质疑，还有国企市场垄断和效率低下以及国有财产被侵吞的诟病等，都与国企信息不透明有密切关系。
国有企业以公共性为基础，社会公众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力。因此，除了一些具有高度机密和敏感性的企业，其他国企应像上市公司一样，在信息披露方面保持透明度。比如投资去向、盈利和亏损状况、员工和高管待遇等，应该给公众一本明白清晰的账本。
国外的国企基本都建立有比较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。比如在新加坡，政府不断鼓励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文化和实践，持续回顾所有公司的信息披露。披露的信息包括公司经营范围、基本数据、财务关键数据、企业目标计划、半年报、年报等。瑞典政府也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当在会计期结束两个月内出版季报，并且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在其主页上公开企业财务信息，使信息披露更加及时公开。
所以，我们对国企分红制度的讨论，并非一个简单的税后利润再分配比例问题，而是要从根本上要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财务和信息透明，从根本上对国有企业运作机能进行再造，从根本上促进国企改革，以达到提升国际竞争力，真正为民共享的目的。
